
近年来,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,血液疾病领域的治疗手段也日渐丰富,但造血干细胞移植(HSCT)仍是各类血液疾病的主要根治手段之一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晓辉教授在“2022年CSCO学术年会哈尔滨分会场”上与我们共同分享了中国HSCT前景和展望。医脉通整理如下。
中国HSCT正处于发展快车道
根据2019年数据,我国HSCT例数占全球造血干细胞移植总例数的14.9%,且该数据仍在持续增长中。从我国HSCT中心的数量与规模来看,截至2021年,在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登记的HSCT中心已有174家,目前已增加到约200家;全年移植例数>300例的HSCT中心有9家(5.17%),>500例的有4家(2.30%)。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全球范围内的HSCT工作开展受到一定影响,但与欧美国家相比,我国受到的影响较小。2021年,我国HSCT例数近20000例,已基本恢复到常规状态。由此看来,我国HSCT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。
HSCT适应症有所拓宽
随着HSCT技术的不断改进,其适应症也逐渐拓宽。张晓辉教授提到,过去HSCT主要用于白血病的治疗,而如今已在其他血液疾病中有了较好的应用。根据2021年我国异基因HSCT(allo-HSCT)适应症统计相关数据,除急性髓系白血病(AML,37%)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(ALL,22%)外,allo-HSCT在再生障碍性贫血(AA,12%)、地中海贫血(6%)、淋巴瘤(2.7%)中也有所应用。
1.allo-HSCT在AA中的应用
中华血液学会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适应症、预处理方案及供体选择共识:2021年更新》中建议,同胞全相合HSCT(MSD-HSCT)和单倍体HSCT(HID-HSCT)均可作为<50岁SAA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。对于有MSD供者的患者,则优先选择MSD-HSCT,其次为单倍体HSCT(HID-HSCT)或非血缘HSCT(MUD-HSCT)。对于免疫抑制治疗失败患者,也可将其归纳于HSCT的临床路径中。
我国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,在SAA的二线治疗中,HID-HSCT与MSD-HSCT的临床获益相似,提示HID-HSCT可作为无MSD供者SAA患者的治疗选择。此外,还有研究显示,HID-HSCT挽救治疗SAA,3年总生存(OS)率可达64.6%-94%。
免疫抑制治疗在SAA一线治疗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,那么对于SAA的一线治疗,究竟是应该采用免疫抑制治疗还是HSCT?中国的学者进行了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究,结果显示,基于G-CSF/ATG的HID-HSCT在无失败生存期(FFS)、造血重建及生活质量方面的获益优于免疫抑制治疗。另外,中国11个中心的回顾性研究数据显示,作为SAA一线治疗,HID-HSCT与MSD-HSCT之间的临床获益相似,HID-HSCT可以作为无MSD供者时的选择。
2.allo-HSCT在地中海贫血中的应用
张晓辉教授提到,基因治疗给地中海贫血的“治愈”带来了新的希望,但该疗法仍在探索中,距离落地临床实践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。但我们并未放弃探索地中海贫血的有效疗法。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,HSCT治疗地中海贫血的OS率可达94.7%,无病生存(TFS)率可达93.3%,移植相关死亡率死亡率(TRM)仅5.3%。此外,有研究者对CIBMTR登记的≤25岁地中海贫血患者数据进行了分析,结果显示,接受HSCT治疗的患者5年无事件生存(EFS)率和5年OS率均可达63%以上。
3.allo-HSCT在范可尼贫血中的应用
范可尼贫血是一种遗传性AA,其相关治疗仍在探索中。张晓辉教授表示,期待基因治疗能早日落地临床实践,但HSCT仍是目前该疾病的唯一根治手段。
4.allo-HSCT在老年患者中的应用
HSCT适应症的拓宽不仅仅体现在适用疾病种类的增多,同时也体现在HSCT的年龄上。过去,对于血液疾病老年患者,常采用姑息性治疗,尽可能延长患者生存期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。张晓辉教授提到,随着时代的进步,如今“血液人”所追求的已不仅仅是微小残留病(MRD)阴性、短期完全缓解(CR),而是通过HSCT等诸多治疗手段使老年患者能获得长期生存(生存期>5年)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,与2003-2007年这一时间段接受HSCT的>60岁AML患者相比,2013-2017年这一时间段的患者OS率有所提高。尽管我国进行HSCT老年患者比例逐年攀升,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,我国老年HSCT开展尚不如意。欧美国家≥65岁老年白血病患者移植率可达45%,而2017-2018年我国仅在4%左右。
除allo-HSCT外,自体HSCT(auto-HSCT)也有所发展。张晓辉教授提到,随着我国auto-HSCT技术的进步以及惠民政策的落实,auto-HSCT在多发性骨髓瘤(MM)和淋巴瘤的治疗中也得到了快速发展。此外,auto-HSCT在急性白血病中的应用也有所变化,相关研究结果显示,对于通过精准分层后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进行auto-HSCT。
基于新机制的移植供者选择优化
如今,HSCT已步入“人人有供者”的时代。但在HSCT供者的选择上有一定区别:一般情况下,优先选择MSD供者;对于高危白血病患者,则优先选择HID供者;对于无MSD供者的患者,可优先选择非血缘(URD)供者。张晓辉教授提到,allo-HSCT已占据我国HSCT领域的半壁江山,且“北京方案”已推动了全球HSCT的快速发展。
allo-HSCT快速发展的基础在于其安全性与疗效的提高。一项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,相较于单纯化疗,“北京方案”HID-HSCT降低了中危AML患者3年累积复发率(CIR)(11.8% vs 48.1%),并改善患者的3年LFS率(74.3% vs 47.3%)和3年OS率(70.1% vs 39.6%)。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,相较于化疗和auto-HSCT,allo-HSCT在新诊断中危AML患者中疗效更佳(5年CIR:49.4% vs 27.6% vs 13.6%,5年LFS率:49.3% vs 69% vs 76%)。那么对于不同的供者来源,allo-HSCT的疗效是否会受到影响?一项多中心、前瞻性研究对此做出了回答,该结果显示,HID-HSCT和MSD-HSCT在中高危AML患者中疗效一致。此外,在HID-HSCT供者的选择上,应首选DSA阴性、年轻、男性供者。
相较于其他allo-HSCT类型,脐带血HSCT(CB-HSCT)占比较低(5%),但CB-HSCT也具有其独特“魅力”。孙自敏教授多年来深耕于CB-HSCT领域,为儿童HSCT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。
免疫治疗赋能HSCT
免疫治疗已逐步发展成为血液疾病领域的“中流砥柱”,其中CAR-T细胞治疗更是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拉开了新的篇章。张晓辉教授提到,所谓“新篇章”是指不直接杀伤恶性细胞,而是利用患者自身免疫细胞,来达到治疗目的。以CAR-T为例,近年来,我国众多学者对CAR-T联合HSCT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疗效进行了探索,相关研究结果显示,无论是在HSCT前、中、后,CAR-T与HSCT的联合应用均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。此外,双抗类药物(如贝林妥欧单抗)后桥接HSCT也可改善患者预后。
新型靶向药物助力移植技术完善
靶向药物的出现为HSCT的实施提供了更多机会,使HSCT成功率显著增加,以及HSCT后复发率显著下降。张晓辉教授提到,近年来靶向治疗在血液疾病领域中发展迅速,其中包括BCL-2抑制剂、CD30抗体药物偶联物、PD-1/L1抑制剂等。且有众多学者对靶向药物联合HSCT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疗效进行了探究。其中研究较多的包括维奈克拉+阿扎胞苷后桥接allo-HSCT,相关研究结果显示,对于AML老年患者,维奈克拉+阿扎胞苷后桥接allo-HSCT可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时间。
除了延长患者生存期,靶向药物与HSCT间的相互“配合”也可降低患者HSCT后复发。如FLT3-ITD抑制剂,相关研究结果显示,对于FLT3-ITD突变AML患者,在allo-HSCT后采用FLT3-ITD抑制剂维持治疗,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并降低复发率。
总结
总的来说,中国HSCT正处于快速而稳定的发展阶段,且HSCT适应症的进一步拓宽为更多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带来“治愈”希望。此外,通过与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间的“配合”,HSCT在血液系统疾病中展现出更强大的“生命力”,使患者受益更多,该联合疗法也将成为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新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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